一颗爱国华侨的赤子之心

马来西亚归侨  庄钦敏

　　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灾难重重的国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殖民者、列强们掠夺侵略瓜分中国，尤其是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我于1939年11月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人之家。听我妈妈说，我刚满月时，我伯父庄明恩、我父亲庄明理就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参与发起并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当地侨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9年滇缅公路建成，成为当时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日斗争最重要的西南国际通道，大量的军需物资、药物、军火……均需依赖这条1146公里的战时公路运输。我父亲分9批次，带领约3200多名华侨司机、技工们奔赴战场；我伯父和我父亲还将我们住的大别墅，特意腾出几间客房，做为“南侨总会”的办公用房和客房，接待一些爱国华侨和大陆来的进步人士。

　　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相继占领了东南亚各国，我们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家就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寇在槟城的军政总部。家族产业中的几家商店，也被日寇抢光，一个大冷库也在日军轰炸中焚毁。我伯父带着我们全家逃难进了深山老林……我父亲直到1947年才从祖国回到了马来西亚槟城，那时我刚8岁，战争年代哪有读书上学的机会啊！我伯父和我父亲就联合一些朋友，组建成立“同善学校”，让我们这些经过战火生存下来的少年儿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1948年我9岁时才有机会上小学一年级。

　　1949年之初，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来信特邀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和我父亲庄明理等人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之后，陈嘉庚先生和我父亲就留在首都北京工作。

　　我的哥哥、姐姐也因一直跟随我父亲参加抗日斗争、华侨爱国运动，1949年后也定居北京，在国务院机关做侨务工作。我是在1952年7月先到香港“培侨学校”上五年级的，1953年5月才到北京“育才小学”继续就读五年级下半学期，之后在北京读中学，1960年我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196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水生生物专业。

　　1965年我毕业时，我们南开大学水生生物专业全班26名同学及北京大学生物物理专业毕业的同学（由于所学专业在当时属于比较边缘的学科，中国科学院尚在筹备建立新的专业部门），因此，中央组织部就安排我们暂时到河南省委，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动动”（简称四清运动）。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村土地荒废……我们这些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学生，也回到了北京，等待再分配工作。到了1968年，我就被重新分配到河南新乡市制药厂当技术员。那时，有部分归侨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歧视和迫害，因此纷纷申请要求出国回原来的侨居国或到香港，我的姑母、叔叔等亲戚也来到中国看望我们，动员劝说我一同返回马来西亚槟城或到香港定居。然而我想，党和政府培养我上了大学，我还没为党为人民好好工作过，我要奉献我们海外华侨的赤子之心报效祖国，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富强伟大的中国尽一份力！

　　1978年，我和夫人调到了她的老家江苏省无锡市，我分配到了无锡市第三制药厂当车间主任，负责生产研制抗生素、头胞霉素等；后来又到无锡市食品研究所担任高级工程师。我夫人分配到了橡胶公司，后来任橡胶集团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号召我们有海外关系的归侨侨眷，协助政府搞好“四个引进”，将海外资金、技术、人才大量引进国内，我和夫人的亲友有在美国加拿大当教授、学者、医生的，我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利用我们的海外关系，为祖国的改革开放、推动“四个引进”做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1984年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85年至1987年我被调派到无锡市侨务办公室，参与贯彻落实侨务政策的许多工作：例如华侨留在国内房产的有关政策落实；归侨侨眷个人档案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给予的歧视、不实之词、错误结论，都报请上级组织进行重新审定删除，还归侨侨眷们一个清白！

　　我们的努力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支持：我被选为江苏省第六、第七、第八届省人大代表，我的夫人也被选为无锡市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市人大常委，兼任无锡市侨联副主席，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和鼓励，这更激励我们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将继续努力，勇往直前！我和夫人也常对儿子说，希望他发扬光大祖辈、父辈的爱国爱党的光荣传统，做一个共产党员、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公务员，用他的新知识、新技能更好地为人民、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